美国商业医疗保险行业的顽疾与公众不满
12月17日，纽约检方宣布对枪杀美国联合健康集团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的嫌疑人路易吉·曼焦内提起一级谋杀和恐怖主义行为指控。这起事件不仅震动了整个社会，还引发了对美国商业医疗保险行业的广泛讨论和批评。
在犯罪现场发现的弹壳上刻有“拖延”、“拒绝”和“辩解”字样，象征着美国大型商业保险公司长期存在的逃避或延迟支付索赔的行为。这种做法在美国社会中引发了强烈的不满情绪，许多人甚至对曼焦内表示同情，支持其辩护的线上筹款活动已筹集超过13.2万美元。
联合健康集团：行业巨头与公众怨声载道
布莱恩·汤普森于12月4日在前往参加公司年度投资者会议时，在曼哈顿一条繁忙的街道上被枪杀。联合健康保险公司是全美最大的保险服务提供商之一，拥有超过4900万客户。其母公司联合健康集团是美国最大的医疗保健公司之一，年收入接近4000亿美元，并在《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位列第8名。
美国商业医疗保险行业的问题由来已久。200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医疗保险公司更关心盈利而非患者利益。人们抱怨保险公司为了最大化利润而拒绝索赔申请、质疑索赔合法性，甚至通过法律手段拖延赔付进程。KFF去年的一项调查也显示，每10个美国成年人中有6人在过去一年中遇到过商业医保问题，如意外账单或索赔被拒；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的处方药未被承保或需支付高额自付费用。
公立医疗系统的局限与商业保险的高昂成本
目前，美国的公立医疗保健系统仅覆盖约30%的人口，包括残疾人、儿童、低收入群体和65岁以上老人，其余70%的人口大多需要自行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数据显示，过去五年间，美国民众的保险费、药费、自付费用以及医院服务费用持续上升。盖洛普民调显示，去年81%的美国人对医疗成本感到不满意，创下16年来最高水平。许多患者因医疗费用过高而放弃治疗或检查，每年还有数十万人因医疗债务而破产。
此外，商业保险公司越来越多地介入医生诊断，要求医生在提供治疗前预先获得授权，这在很多情况下耽误了患者的治疗，也引发了医生的不满。联合健康集团因涉嫌通过垄断及不当拒赔行为伤害消费者而受到美国国会议员和联邦机构的审查。该公司拒绝索赔的比例约为三分之一，比其他任何一家医保公司都高。在汤普森被枪杀之前，民众就已多次通过抗议活动表达不满情绪。
反精英情绪与社会变革的需求
近期，美国公众对商业医保企业的怒火在互联网上爆发。纽约警方警告称，其他一些商业医保企业高管可能面临风险。出于安全考虑，一些商业医保公司删除了官网上列出的高管照片与简历，部分高管也开始雇佣保镖。
分析人士认为，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助长了美国民众对大型私营企业的怨恨及反精英情绪的上升。益普索公共事务高级副总裁克里斯·杰克逊指出，人们日益认为美国社会系统并不是为普通人建立的。益普索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经济发展有利于富人和有权势者。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也表明，只有25%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大型企业对国家有积极影响。
近年来，美国社会财富差距持续扩大，前10%的家庭控制着大约60%的财富，这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反精英情绪。在医疗领域，普通民众与高收入者之间的分歧尤为明显。尽管奥巴马医改试图通过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和财政补贴来降低医疗费用，但至今仍无法满足民众需求。政府大量支出花在商业医保上，导致美国人支付着全球最高的医疗费用，而健康状况却逐年恶化，预期寿命不断下降。
反建制民粹主义的兴起
反大型企业和精英情绪的升级反映了美国社会对权力结构态度的更广泛转变。长期以来，美国医疗价格居高不下，住房等其他开支也不断上涨，公众不仅对商业医疗保险行业感到不满，更对掌控美国的大企业及资本市场感到愤怒。与此同时，政客的改革举措总是陷入僵局。
在此背景下，号召“纯粹的人民”反对“腐败的精英”的美式民粹主义不断兴起。右翼政客宣称要破坏现有政治体系，惩罚暗箱操纵者，认为传统的建制派官僚体系助长了低效、腐败和官僚主义，只有通过彻底颠覆游戏规则才能解决问题。左翼政客则将高昂的生活成本归咎于少数“邪恶”的大公司。
《国家》杂志指出，美国真正的分歧不仅在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更在于亲建制和反建制之间。建制派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客存在共识，催生了美欧结盟、贸易协定及尊重经济学家的政治环境。然而，反建制派政客并不代表固定的意识形态，而是普遍抨击建制派共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现状不满，他们对反建制的政治观点持开放态度，但并没有鲜明的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倾向。
英国广播公司评论员认为，美国社会的个人主义倾向使得人们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很少会思考“有人应该为此做些什么”，而是会思考“我应该做些什么”。这也意味着，当民众认为当前体系无法为自己服务时，暴力事件的可能性极高。崇尚暴力的文化、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以及社交媒体的煽动，让美国的政治暴力越来越“正常化”。
然而，谋杀商业医保公司高管显然不能帮助美国民众获得应有的医疗保障。正如美媒所指出的，上一次民众广泛动员起来抗议大型企业和富有高管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最终也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此次事件看似开启了一场关于商业医疗保险行业问题的对话，但就像每隔一段时间上演的关于枪支管制的讨论一样，这种对话在美国周期性发生，最终并未带来真正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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